这样，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。
恶性竞争需满足二个条件，一是具有垄断支配地位，京东和苏宁都达不到。这对老百姓有利，是好事。
回归三个常识这是社交网络的时代，而网络中真正左右人们的往往不是理性，而是个体利益、是群体舆论、甚至是瞬间情绪。另一个理性是，企业只有合理利润才能存活。不要把企业的资本运作与市场行为搅合在一起。在足够开放的市场情况下，企业可以通过自己认为合理的各种手段去竞争，输、赢甚至倒闭都很正常。某种意义上，竞争程度象征着市场化程度。
零毛利无罪笔者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做出了判断，看法很简单：零毛利大战无罪，让市场自己决定。正本清源，让我们回归三点基本常识。这告诉我们，一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因素，是增长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，而并非增长率。
所谓失去的十年，是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低迷期，年均经济增速仅为1.75%，失业率一度达到4.75%。这使日本经济赶超模式结束后，没有及时培育自主开拓发展的能力与机制，错失把充裕资本与技术创新、产业创新相结合的良机。面对经济过热、泡沫膨胀，日本却没有调整经济政策。虽然这有可能会导致增长率下降，但却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，它会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效率获得提高，使经济发展更有底气。
1987年2月，日本官方利率从5%下调到2.5%。该如何看待这种担心？我们又可以从日本失去的十年中得到哪些启示？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冯昭奎研究员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权衡研究员。
要看到这个过程的艰巨性、复杂性和长期性，但绝没必要认为这会导致失去十年。这样，日本经济势必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来寻求修复。日本曾连续12年增长率高达两位数，并经历了30余年较快增长。进入专题： 中国经济 。
日本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不必只盯着GDP和增长速度，也要着力促进现代化发展，高度现代化所带来的碧水蓝天、高效的城市管理等，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至关重要。而当时日本已步入发达经济行列。不必只盯着增速，而要着力促进现代化记者：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之所以受人关注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确实是值得琢磨的经济现象。中日经济有相似，可以借鉴但勿简单套用记者：有学者表示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经济增长路径与日本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比较接近或相似。
未来10年，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会从两位数下降到7%或8%，但这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10年间年均增长率不到2%，还有很大不同。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也需坚持两点论，即不仅要看供给，也要看需求，既要看到人口老龄化等带来的负面影响，未雨绸缪，更要看到开发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，想办法拉动内需。
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，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会放缓，进入一个调结构的阶段。此外，即使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，但劳动力绝对数量仍然庞大。
此外，当前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些日本不曾遇到的困难。长期来看，这两者破坏了日本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尤其是创新驱动力，当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后，就会导致经济问题的爆发。研究国外经济，有助于从他国经历中获得启示、汲取经验，避免出现其他国家遭遇的问题，但绝不能简单套用，更不必妄自菲薄、失去信心。二是防止泡沫过度膨胀，同时审慎使用经济政策。一是日元升值，这直接导致了日本出口萎缩、热钱流入，冲击了日本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。中国经济必须抓住转方式、调结构的最佳时机，依靠技术进步率的提升，依靠知识创新，依靠教育投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市场化改革等，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。
要看到两国国情不同、发展阶段不同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。如果一定要讲未来中国经济将有怎样的十年，我觉得，应是调整的十年，也就是说，要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放在重要地位。
一个例证，就是这10年间，在信息技术投资的带动下，设备投资曾有明显起色，但日本经济仍没有全面复苏，其原因就在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约60%的个人消费不振。在国内，企业可以靠政府各种政策扶持保持竞争优势，但在国际竞争中，企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很容易暴露。
如北欧高福利模式、拉美化陷阱等都曾在我国引起热烈讨论，讨论后人们更加清晰地发现国外模式在我国不适用，很多国际问题也不一定会在我国发生。但要看到今日中国经济与昔日日本经济之间的根本差别
除了全系seminar，所有的研讨会都只有很简短的开场白，就是主持人说一下今天谁讲什么题目，根本没有人介绍演讲者的职位、贡献和履历。虽然workshop是一门课，但是组织者都是某个研究组的三到四个教授。在哈佛经济系，即便是正教授也一定会参加属于本组的研讨会，而且不会迟到和早退，更不会当场接听电话。比如，在纽约，你必须足够有钱。
此外，还有一个全系的seminar。第一，研讨会有利于培养博士生的表达和沟通技能。
典型地，一个博士生的论文在正式发表之前，先是跟导师讨论，得到初步肯定后在博士生研讨会上报告，根据修改意见再去课堂workshop上汇报，再吸收修改意见后去外校的workshop或者正式的学术会议上报告，最后投稿时还要经过匿名审稿人的多轮挑剔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希望能够听到一些对事实本身的描述，也许会发现值得研究的奇怪现象。
一、学术的盛宴一位名叫保罗·格雷厄姆（Paul Graham）的著名程序员和风险资本家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，伟大的城市吸引雄心勃勃的人。虽然听众可以随时提任何问题，但是最主要的提问者通常是导师。
当时施莱佛就坐我旁边，端着一大杯咖啡，翘起二郎腿，露出皮鞋底一个洞，时不时地、慢悠悠地提了很多问题，搞得听众都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，可能天才都是发散思维吧。后来，一个哈佛研究生告诉我，workshop相对而言不一定很正式，演讲者可以只有PPT而没有成型的工作论文，而seminar很正式，演讲者会提供正式的工作论文。研讨会上报告论文的人都是从事契约与组织理论研究的本系博士生，报告的论文通常是他们的博士论文，包括博士论文最重要的部分job market paper。在硅谷，你必须足够有影响力。
博士生研讨会有两个特点，第一是非正式。哈佛经济系的seminar也是分组进行的，但全系seminar除外。
遗憾的是，绝大多数在国内一流期刊上发表的经济学论文，都没有在学术研讨会上公开报告过，在网上连题目都搜不到。有一次哈特教授组织的哈佛－MIT组织经济学workshop在MIT举行，主讲者是一位年轻的著名华人经济学家。
现在的资深教授多半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，但是我接触过的很多教授的知识结构都与时俱进。这个案例可能有点夸张，但是哈佛大学确实能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知识冲击力。
